
1949年建国前夕,在湖南湘乡的一个菜地里黑马配资,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正在夜以继日地挖掘着什么。她身边站着几位我军同志,他们是应彭德怀的指示,特意来湘乡接她和她的女儿去北京。
不久后,农妇终于从地里挖出了一个破旧的菜坛子。她用沾满泥土的手小心地打开坛子,从中取出两封信。封面上,一封是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亲笔信,另一封是“延安五老”之一的徐特立的信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张已经发黄、下半部分已经破损的照片。照片上是这样的一位男子:
黄公略
照片中的男子大约二十多岁,英俊潇洒,穿着军校制服。妇人反复看着这张照片,眼中满是思念,然后又急忙将这些信件和照片重新放回坛子,紧紧抱在怀中。看到这一幕,几位来接她的同志都感动不已。之后,妇人和她18岁的女儿在夜色中悄悄离开了村庄,前往北京。
展开剩余81%那么,这位妇人究竟是谁?为什么她会拥有周总理、叶剑英的亲笔信?为何她将信件藏在地里,而不是藏在家中?这个故事,揭示了一个关于坚守与爱的往事。
这位妇人名叫刘玉英,而照片中的英俊男子正是她分别了十八年的丈夫——黄公略,早年在我军中牺牲的高级将领。
刘玉英与黄公略的婚姻,可以说是一段门当户对的姻缘。两人都来自湖南,刘玉英的家族世代书香,她的父亲刘长生是清朝末年的秀才。而黄公略的父亲黄秀峰,也是一个读书人,曾在私塾任教。
在刘玉英眼中,黄公略与其他乡里的男孩相比,不仅字写得好,长得也格外英俊。毕业后,黄公略一度回乡教书,随后决定投笔从戎。而黄公略则认为黑马配资,刘玉英与其他乡村的姑娘相比,也更为聪慧,懂得礼数,两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,结为夫妻。
婚后,黄公略参加了广州起义,并加入了共产党,在部队逐渐崭露头角。由于部队行军不方便带着妻子,刘玉英便留在家里,伺候公婆,思念丈夫。日复一日,刘玉英的思念愈发强烈,最终在1930年,她决定前往湘鄂赣苏区,陪伴丈夫。
在接下来的不到一年时间里,刘玉英度过了与丈夫共度的最幸福时光。虽然黄公略在军中担任军长,平时忙得几乎见不到人,但只要有空,他总会抽时间陪伴妻子。苏区的其他大姐们常笑话黄军长,说他太宠爱妻子,每次这样的时候,刘玉英便羞得不好意思。
在这些日子里,刘玉英在部队里缝缝补补,照顾伤员。不久后,她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得知这一消息后,黄公略兴奋不已,那个平时不喝酒的他,特意找来酒和小菜,喝得酩酊大醉。那一刻,刘玉英看到丈夫如此孩子气的模样,心中充满了温馨。
然而,随着局势日益紧张,为了保护妻子的安全,黄公略决定将刘玉英送回老家。分别的前夜,夫妻俩细细交谈,黄公略对刘玉英说,无论孩子是男是女,都要取名“岁新”,寓意着“岁岁年年,迎接新日”。他还叮嘱妻子,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,一定要让孩子上学,未来一定会派得上用场。
临走时,黄公略忙于和同志们巡视地形,未能送别妻子。那时,他无法预料,这一别竟成了永别。刘玉英习惯了丈夫的忙碌,默默收拾好房间,整理好丈夫的书桌,将他那张军校的照片带走,这张照片后来成为她余生唯一的思念。
回到家不久,刘玉英便生下了一个女儿,按照丈夫的愿望,她取名黄岁新。
在湘乡老家的日子,刘玉英经历了甜蜜与苦楚。甜蜜的是女儿十分懂事,总是缠着她想要帮忙;而苦的是,孤单的思念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加剧。她常常不解,为什么丈夫一直没有来信,尽管她从未怀疑过他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没有消息,或许就是最好的消息。
然而,家里的经济状况却日益恶化。以前公公作为私塾老师,还能有所收入,但随着年老体衰,一家人失去了经济来源。刘玉英虽不算大家闺秀,却也出身书香门第,最终却不得不下地干活。对于她来说,这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。她从小裹着小脚,出门都是坐轿子。现在突然要做这些粗重的体力活,实在让她力不从心。
尽管如此,刘玉英依然坚持让女儿上学,她一次次对女儿说:“你爹爹能文能武,你也不能成为白丁,否则他日他一定会怪我。”
岁月荏苒,刘玉英在漫长的思念中坚持了九年,直至她的女儿渐渐长大,刘玉英依旧满怀希望,期盼丈夫能够回家,见一见他从未见过的女儿。她并不知道的是,黄公略早在他们分别的一年后就已经英勇牺牲。
黄公略在与刘玉英分别不久后,继续奋勇战斗,参与了长沙、吉安等地的战斗。1930年7月,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、红十二军会师,黄公略被直接归毛泽东与朱德指挥。之后,黄公略参与了反“围剿”战役,屡次立下赫赫战功,成为了苏区的“飞将军”,并与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并列。人们都说,如果黄公略还活着,新中国成立时,他可能会被授予元帅军衔。
可惜黑马配资,1931年9月,黄公略在方石岭追击战中不幸牺牲。蒋军派出大量飞机进行空袭,黄公略在转移指挥时毫不退缩,坚守在显眼位置,最后在吉安的东固六渡坳中被敌机击中。临终时,他对战友们说:“就把我埋在东固,我喜欢这里的山水……”按照黄公略的遗愿,他被安葬在了牺牲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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